Profiel van 轻风细语WIND *^_^*风 *^_^*BETEPFoto'sWeblogLijstenMeer ![]() |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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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november 我很幸福
27 november 一只大茶缸
25 november 《少女的祈祷》我的背景音乐换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钢琴小品《少女的祈祷》。
曲子一开始的四小节前奏是由带装饰音的下行音列模拟出来的洪亮的教堂钟声。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乐曲的主题呈现出来,为给人加深印象,主题反复了一边。随后是四个变奏,第一变奏在右手加上了装饰音,显得华丽多彩;第二变奏将主题移到左手,音色如大提琴般的浑厚,好似少女陷入沉思之中;第三主题又回到右手,与第一主题在音型上略有变化;第四主题是由八度音来演奏的三连音,显得情绪稍有点激动,将乐曲推至高潮,最后是一个主和弦的长音结束全曲。 这首曲子从艺术性和技巧性来说都很平平,但很有欣赏性,它会让人“过耳不忘”,容易深得人心,就因为它的旋律优美,朴实动听,整首曲子给人以一种平和、虔诚的情感,犹如标题所示,是一个少女在内心向天主做祷告,感恩赞美天主。 窃以为,学习演奏任何一首乐曲,不论曲子“大小”,首先是用心去理解和读懂曲子,同时多次反复聆听老师或者演奏家们的演奏,领悟他们对曲子的处理。然后自己用一颗热爱音乐的心去弹奏,而不是一味强调技巧,这样才能把音乐的内涵表现出来,才会赋予乐曲以生命。若是仅仅把一串串音符在键盘上敲打出来,那只是死板的噪音,绝不是音乐。 这首曲子有上百种版本,演奏的形式也多样。我把两个不同风格的版本地址复制如下,大家一同来分享: 22 november 感恩节里说《世界问候日》 孤陋寡闻的我是从朋友 Kidult-Y 传递过来的问候和他的日志才知道和了解的。
昨天《南京晨报》的记者走上南京街头,随机向20个路人微笑说“您好”,有40%的人面无表情,35%不予理睬,15%回答“嗯”,5%其他反应,只有5%回答“您好”。记者说“少有回应冷脸多”,“终于遇上一位市民回答‘您好’”(也就是那5%)。
问候方式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口头问候,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网络等等问候方式已经很普遍或有的已经成为主流。无论何种方式,问候时带来的那份温暖和情谊都不曾改变。于是,《晨报》提出倡议:
『给父母打个电话
给家人打个电话
给朋友发个短信
跟同事问声早
跟MSN上的老同学打个招呼
给沮丧的陌生人一个微笑
给遇见的孩子一个微笑 』
一个问候无足轻重,很多个问候在一起,那将是一个和谐家庭,和谐单位,和谐地球。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们也在借这个节日表达着感恩之情。如果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懂得感恩,有一颗感恩之心,还会有人对别人热情的问候抱以漠然的态度吗? 21 november 感恩节de 感想
18 november 由 1、6、7 想起的1、6、7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读作“一、六、七”吗? 我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彩印中心办理了一张“贵宾卡”,号码就是“167”。我一拿到这张卡就乐了:“这个号码好记,do 、la、 si ”我随即用唱名“读”出了这张卡,正当中心工作人员不解地看着我的时候,我解释道:“倒-垃-圾-呀”,大家笑了起来。 没有数学头脑的我对于记忆数字感到力不从心,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数字”,只要能唱出个“调”来,就有办法记忆了。比如这个“倒垃圾”(南京人把“圾”读作“xi”)。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联想起南京人几十年倒垃圾的“历史演变”。 五十年代,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可以看到马儿拉着的垃圾车。在每天一次比较固定的时间,清洁工人赶着马车,一路走一路摇着铃铛,嘴里吆喝着:“倒-垃-圾~ ~ ~”。这个时候家家大门打开,人们提着簸箕或是盛着垃圾的破脸盆飞奔到马车跟前,把自家的垃圾倾倒在车里。若是哪一天你家没有人在家,你就得事先请邻居帮忙去倒;若是在垃圾车驾到之时,你恰巧没有听到“倒垃圾”的吆喝声和铃铛声,那么你家的垃圾只能再“囤积”一天。第二天你必须小心且耐心地等候马车的来到。当时院落里,街道边没有垃圾桶,每天倒垃圾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我们小孩子耳朵“尖”,腿脚快,倒垃圾的任务常常是义不容辞的家务活。只是我人矮小,马车高大,还有许多大人争抢着往车斗里倒脏物,我挤在人缝里把垃圾往车斗里倾倒时,常常会被灰尘和赃物眯了眼或是弄脏了衣物。因此,当时倒垃圾的场景永远定格在我脑海深处。 六十年代没有了马车,就是清洁工人拉着垃圾车沿街要喝“倒垃圾”或是吹哨子。等到我八十年代中回到南京,倒垃圾的方法简单得多了:院落门外有水泥砌成的大垃圾箱,你随时可以去倒垃圾。但是大垃圾箱的里里外外以及四周肮脏得不堪入目,气味呛得你只能掩鼻而过。因为那时候垃圾是未经“包装”,“赤裸裸”地直接倒在垃圾箱里。大约九十年代开始,要求垃圾装入塑料袋再扔进垃圾箱。于是经过包装的花花绿绿的一袋袋垃圾就堆积在垃圾箱里,然后由环卫工人用垃圾车把大批垃圾运走。 从今年起,南京的大街上站立着黄绿两种颜色的垃圾桶,分别是装不可回收和可回收两类垃圾。但是我看过,两种垃圾桶里的垃圾几乎都没有分类,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混杂在一起,违背了环卫部门的初衷。是老百姓素质不高环保意识不够呢还是“上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呢?不得而知。 最近,看到吞吞的一篇日志里贴出一张照片“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塑料袋”)。 现在人们对塑料袋的危害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许多地方开始拒绝塑料袋,提倡使用环保的纸袋和布袋。十多年前,我就有了一个本色布袋,上面画有一棵树,四周德文写着“ DIE UMWELT SCHONEN ”(环境保护),我一直没有使用过它,只因为上面有一个“DIE”。在德文里,这是一个指代阴性名词的定冠词,可是别人不懂德文的话,还以为是英文里的“死”呢。再说,用这种“布袋袋”的人少得几乎没有啊,我哪能“独树一帜”呢? 如今想想,我只是一个口头“环保主义者”, 我的认识水平还只是停留在思想上,这就是我人性的弱点。
10 november 震惊和思考
08 november 上海行之五
04 november 上海行之四21日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没有特别的“先期任务”。上午九点多种我结完帐离开酒店,把行李拖到火车站寄存在那里,然后轻装上阵开始了我的“自由活动”。 我“第一站”来到了少女时代就一直向往的“圣殿”——上海音乐学院。我在南艺附中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在这里读大四,学习小提琴,这天他恰巧和同学们去浦东排练节目了。看见上音大门正在施工,通往里面的道路乱糟糟,我连拍照片的兴致也顿然失去。我在汾阳路上转悠,进了一家专营提琴店铺,和老板聊了很久,看着店铺里陈列的小提琴、大提琴,我的心里直痒痒。后来又去两三家卖音像的店铺,离开汾阳路之前买了三张 CD:日本女小提琴家 Midori的“20th Anniversary Album”;我一直很喜欢的小提琴家 Gil Shaham的“Devil’s Dance”;我还不熟悉的年轻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拉的一些我耳熟能详的曲子。回家后把这三张唱片连听两遍,非常满意——上海行的又一大收获。之后我散步到常熟路乌鲁木齐路一带,走到复兴西路口意外邂逅聂耳,准确地说,是一座在作指挥状的聂耳铜像。我的耳畔回响起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不由得在想,倘若聂耳不是那么早逝,他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来,并为之扼腕叹息。 下午,我和同事好朋友李老师约好在淮海中路上的太平洋百货门口碰面,由她陪我逛街。我们先去寻找“马当路小学”,我的老父亲八十年前曾经就读的小学。我来上海之前老父对我说,他特别想再去看看他的小学。我答应他,如果找到这所学校,一定拍几张照片。经过打听得知,这所小学已经和“淮海中路小学”合并,不在马当路上,而在淡水路上。我们在淡水路上找到“淮海中路小学”,一位在传达室的女同志听了我想进去看看拍几张照片的请求,一脸不耐烦口气坚决地告诉我们:大门不能进,也不能拍照。在无望之下,我只能把相机塞在铁门的栏杆之间“偷拍”了两张照片,尽管它已经不再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母校有关,但它的前身有一半毕竟还是马当路小学!我又去寻找了嵩山路上祖父过去住过的、父亲在那里出生的家,它已不复存在。 之后,李老师又陪我特地去了衡山路53号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周日下午恰逢外国人做礼拜,国人一律被挡在了外面,我不由得很是想不通: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国人怎么和洋人会有不同待遇呢?在人迹和车辆稀少的衡山路两旁,静静地营业着一些酒吧、咖啡馆及茶座。从透明的橱窗或大门望进去,店内多是老外们,店铺内的装饰很“小资”、温馨,异国情调极其浓厚,好似我在欧洲看到的一些店铺。 (照片2 & 3— Community Church,基督教国际礼拜堂) 上海音乐厅也是在李老师陪同下去看了一看,当然,只是看了外观。从外观上看,我觉得它只是一座庞大的类似“大会堂”的建筑,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艺术殿堂的模样。不过我知道,在上海音乐厅常常有好的音乐会,希望以后有耳福来欣赏。 当李老师得知我没有找到普希金纪念碑时,她不顾劳累执意要带我去看一看。就在岳阳路、汾阳路和桃江路三叉路口,我看见普希金的半身铜像伫立在高高的石碑上。从碑文上得知,这尊纪念碑初建于1937年2月,1947年2月再建,1987年8月重建,可见普希金在这片土地上历经两次磨难——抗日战争和文革,现在终于得到安宁,供人们瞻仰。当初是何人动议建造这尊铜像,为何建在这个地点,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心底里确有一种很宽慰的感觉:普希金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他也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证明了以他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地位。 ( 照片5-7 普希金纪念碑) 我在上海最后一天的“活动” 到此结束,动车 D448次于19:00把我拉回了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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